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賈樟柯,一個不愛文學的商人不是好導演

日期:2019-05-29 【 來源 : 新民周刊 】 閱讀數:0
閱讀提示:在這近乎零度的影像中,有他對中國現實的獨立審視與思考。
作者|何映宇

  山西汾陽賈家莊,從來沒有像今天那樣引人矚目。

  莫言來了,蘇童來了,余華來了,賈樟柯創辦的首屆“呂梁文學季”可謂大家云集。而在這么多文壇大家之中,賈是當之無愧的第一焦點。當年那個山西作協讀書班的文學青年,已經成長為文藝界的領軍人物。

  1970年出生的他,比王小帥小4歲,比張元小7歲,比章明小9歲,賈樟柯是“第六代”導演中最年輕的一位,也可能是最幸運的一位。2006年,他的《三峽好人》摘得當年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,這是“第六代”中第一位獲此殊榮的導演。那一年,他只有36歲。

  他也是中國迄今為止唯一一位獲得戛納電影節終身成就獎的導演。

  胸懷大師理想,充盈著浪漫不羈的情懷,同時也用鏡頭記錄著中國當下的現實。那是上世紀90年代的山西汾陽,小武是個扒手,自稱是干手藝活的,他戴著黑粗框眼鏡,寡言,不怎么笑,時常歪斜著頭,舌頭頂著腮幫。他在澡堂子里練歌,在馬路上陪歌女軋馬路,無聊,晃來晃去,順便將手伸到別人的口袋里。這部電影讓賈樟柯爆得大名,正趕上盜版碟的熱潮,在柏林電影節上獲獎之后,又成為國內青年人熱捧的對象。那樣的小鎮,那樣的人。

  還有《站臺》中那些熟悉的老歌、鄧麗君、電子表和雙喇叭錄音機,那些磨去了青春和夢想的人們慢慢老去的背影,總是會引起許多人的唏噓和共鳴。

  在很多中國觀眾看來,《三峽好人》不免太悶了一點,這不是美國大片的快節奏,它緩慢,和電影之外高速變化的中國恰成對照。因為三峽工程,三峽,也將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。不過,在賈樟柯這里,他對那些光鮮亮麗的高樓大廈并不傾心,而是努力捕捉普羅大眾簡易的生活細節,在這大變動的時代,疲憊的人群孤單的靈魂,以及底層不動聲色的茫然。

  在這近乎零度的影像中,有他對中國現實的獨立審視與思考。



對我影響最大的是卓別林


  《新民周刊》:我看到一張照片,你和是枝裕和、侯孝賢在一起,這是南特電影節時候照的嗎?

  賈樟柯:應該是吧,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那兒。

  《新民周刊》:侯導算不算對你影響最大的導演?

  賈樟柯:那當然不是了,他是我喜歡的導演之一。

  《新民周刊》:影響最大的是哪一位?

  賈樟柯:卓別林。

  《新民周刊》:卓別林嗎?好像跟你的電影風格不是很相像。

  賈樟柯:直到今天我都認為卓別林是對我影響最大的導演。只有卓別林才能讓我發現很多電影基因里的美感。

  《新民周刊》:你覺得自己的電影中有哪些是與卓別林有關系的?

  賈樟柯:其實喜歡一個導演不一定是電影方法上的,并不一定說我也要去拍卓別林似的電影。你比如說卓別林那種脫胎于雜耍的電影美感,帶有電影發明初期最原始的魅力,我覺得這是最神奇的電影作品。像他的《淘金記》和《大獨裁者》,能夠讓我直觀地看到電影本身。因為電影隔了代了,到我們都不知道第幾代了,而卓別林的作品在我看來是血統最清晰的電影,所以如果我們理解了電影的基因,再去看卓別林,我們就會在卓別林的電影中看到電影最清晰的基因記憶、基因特點。從卓別林的電影你可以理解:活動影像為什么令人興奮?影像發明之初為什么會帶給人類狂歡?卓別林電影也帶來了影像未來的可能性。就像現在我看《速度與激情》,已經沒有這種興奮感了,可是當我看卓別林的電影,還能看到這種電影原始的美。

  《新民周刊》:卓別林的電影是在北京電影學院看的嗎?

  賈樟柯:更早,在上大學之前我在汾陽的電影院就看了。他的《摩登時代》《凡爾杜先生》電影院都放過。


中國的現實太吸引人了


  《新民周刊》:作為“第六代”的領軍人物,你拍的“故鄉三部曲”、《三峽好人》等與第五代趣味迥異的電影作品,有沒有一種信念,要記錄下中國的現實?

  賈樟柯:當時不是信念,而是一種充沛的興趣。因為中國的現實太吸引人了,拿起攝影機就想拍。沒有太多算計說拍這種東西我應不應該有責任感,我并不是很理性地考慮這些問題的。你生活在生活里,你有機會拍,自然會馬上想把它拍出來。實際上在北京電影學院學戲之后,我的研究興趣有兩部分:一是前蘇聯蒙太奇的電影,我做了很多筆記,因為我很喜歡其從語言學的角度來探討電影的思路;另一部分是武俠片和動作片,我特別喜歡這一電影類型。但是真的去拍就不會一下子拍武俠電影,還是拍了《小山回家》和《小武》這樣相對表現現實的作品。因為我覺得拍電影或者說創作,關鍵還是要能夠抒發個人情感,積壓在我情感中的,最主要的還是現實產生的刺激和感想,所以這十幾年我一直沒想改變,一些想拍的類型片一直就放在一邊,關注中國現實的電影,一拍就是20年。

  20年一轉眼就過去了,一直有話想說。我的電影制作模式是即興模式,可以說,除了《站臺》以外,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即興的,就是說突然有靈感,突然有話想說,就馬上寫劇本,馬上帶人去拍。包括《三峽好人》《二十四城記》《海上傳奇》都是這樣。我覺得一直在和現實互動,現實里的個人情感,包括后來現實里的公共事件,都讓我有沖動去拍攝電影。

  在拍攝《三峽好人》之前,我對三峽工程的關注度沒有那么大,畢竟工程本身所涉及的環保問題、生態問題,對我們這種科學知識經驗很缺乏的人來說,理解沒有那么深,覺得那地方那么遙遠,但因為我要拍劉小東的紀錄片,所以去了。到了三峽,我馬上被它吸引、打動,馬上就想拍,那就和三峽工程與移民問題這樣的公共事件和公共話題有了互動。

  《新民周刊》:在世界影壇,以小偷為主人公的經典電影——比如說德·西卡著名的《偷自行車的人》——曾經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那么《小武》這部電影有沒有受到這些電影的影響?

  賈樟柯:很多人都會這樣覺得。包括《偷自行車的人》啊、《流浪者》啊、布列松的《扒手》啊,有一系列這類題材的電影存在。但其實,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我有好幾個小學同學是小偷。這些人是我發小,從小一起長大,他們的職業我都知道,但是大家見面不說破。

  拍之前,我最初寫的第一個劇本,主角其實是裁縫。我的想法也比較概念化。當時我想寫一個依靠手藝生活的傳統手藝人,就想到了裁縫。寫一半的時候,正好有一天,我和我一個警察朋友聊天,他在縣城的一個看守所上班,他說我們有一個同學在這關著呢,是個扒手。我問他:“在監獄里能聊天嗎?”

  他說:“那小子太煩了,你想跟他聊天嗎?”

  我說:“可以嗎?”我沒住過監獄,不知道怎么和關在監獄里的犯人聊天。

  他說聊天沒問題,就是這小子現在像個哲學家,老問我人類怎么活著,我他媽的怎么能回答他這么深奧的問題?

  我和這位老同學見了面,很有感觸。他老問一些抽象的問題,我都不會問人類怎么活著——我不會問,因為知道沒有答案。他問我:“人為什么投胎到這個世界?”我就覺得不能輕視每個人,即使他身背污點,或者身處卑微之境,每個人還是有他自己的精神世界,你不能把別人想象成沒有精神世界的個體。

  《新民周刊》:怎么叫王宏偉來演小武的?

  賈樟柯:主要還是因為我們之前合作過《小山回家》,我覺得他的形體語言很適合演小武這個角色。你看他走路晃晃蕩蕩,用這種形體語言可以塑造一個銀幕新形象,也可以顛覆以前的銀幕形象。因為我們是一個班級學電影理論的,我覺得他更認同、更理解我的創作。《小武》這個電影究竟想講什么,對王宏偉來說,我不用多講,他看劇本就能明白,可以省掉很多溝通上不必要的成本和時間。

  《新民周刊》:我注意到《三峽好人》的英文名叫“靜物”,《三峽好人》推進的速度這么慢,和大發展中的中國速度如此之快正好形成了鮮明的反差,是否有速度方面的考慮?

  賈樟柯:特別在三峽地區,反差非常明顯。外界試圖強加給三峽地區一個快速的變化,比如電影里面有一個很重要的臺詞就是當地管拆遷的人說:“我們這是2000年造起來的城市,兩年就拆掉了。”這樣的速度非常之快!另外一方面,是生活和日常的一成不變,貧窮根本沒有改變,個人跟城市的關系、個人和時間的關系都沒有改變。速度讓那些人變成了無辜的人,因為這個速度不是他們的速度,是外來的速度,所以這部分的節奏和外部世界的節奏形成了很大的反差。但是具體到《三峽好人》的英文名叫“靜物”,則是因為中文名字是人,那我想英文名就放在物上面好了,倒沒有其它方面太多的考慮。

  《新民周刊》:這些年沒有再與王宏偉和韓三明合作,是什么原因?

  賈樟柯:他們也都很忙。王宏偉現在做策展人,他主要的精力放在策展方面。

  《新民周刊》:我還看到一張照片,你叼著雪茄,模仿希區柯克,你對好萊塢電影怎么看?

  賈樟柯:那是一家時尚雜志非要我擺出這樣的姿勢,我一點感覺也沒有,而且后來他們還后期p過,那只蜂鳥明顯就是p上去的。

  我不會瞧不起好萊塢電影,我也很喜歡這一類型的電影。人的精神需求不是單一的,我對好萊塢一直持歡迎的態度,只是說不能只有好萊塢,不能好萊塢一統天下。但是你要說只有藝術電影沒有好萊塢,或者不把好萊塢電影中優秀的部分視作藝術電影,我也肯定不同意。好萊塢也有非常精彩的作品,這是毫無疑問的。從人類影像史上來看,斯皮爾伯格的諸多電影作品,那就是劃時代的作品,它有新科技產生后的未來可能性,也能再現遠古的侏羅紀景象,那么逼真,確實是劃時代的作品。一個導演拍某一類型的電影,不代表他只喜歡這一類型的電影。



文學與商業



  《新民周刊》:這次是怎么會想到辦呂梁文學季的?

  賈樟柯:我覺得文學太重要了,文學對于窮人家的孩子太重要了。所謂“重要”,它分為讀寫兩部分。你不一定會創作,但是閱讀對現代人來說不可或缺,閱讀是一個人自我覺醒、認識這個世界的重要手段,對于你認識這個世界的深度和寬度都是很有幫助的,特別在資源匱乏的地方是如此。你上網就可以讀到,你花幾十元錢就可以買到,另一個人就會敞開心扉,向你講述他對這個世界全部的認識。過去我們覺得文學只是一種消遣,其實文學是一種非常優質的精神活動。但是現在閱讀量在下降,碎片化的閱讀取代了傳統的閱讀之后,對文學的親近感逐漸在消退,我覺得應該做些事情。而且我覺得這種消退不是厭倦了文學,是文學被某種消費主義描繪得很難理解,描繪得很不愉悅,被描繪得說這個東西沒什么意思。我總想我小的時候上課都在看小說,和現在的孩子上課偷著打游戲沒什么區別,如果單純從滿足上來說,這種愉悅感其實是一樣的。我覺得不是人們對文學的興趣消失了,而是沒有機會去接觸文學,沒有一種契機讓他進入這個世界。我覺得只要有一個契機讓年輕人偶爾闖進來一下,可能他就會陶醉其中。我覺得做這樣一個文學季,是有幫助的。

  《新民周刊》:文學對你來說意味著什么?我知道當年你還上過山西作協的讀書班。

  賈樟柯:當年,我和呂新都在這個讀書班。只是呂新已經是非常著名的先鋒派作家,我們屬于剛開始創作的文學愛好者。當時作協想讓呂新帶帶我們,就把他也算在里面,那我們的文學水平和他可差太遠了,想想還是挺羞愧的。

  《新民周刊》:呂新原來那時候就認識了,那這次來的好多都是老朋友啊。像西川,不是老早就在你的《站臺》里演了個小角色嘛。那時候怎么叫他這個詩人來當演員的?

  賈樟柯:當時我想文工團團長應該是個知青,那時候我們汾陽有兩撥知青。我就覺得西川長得特別像文工團長,我們之前就認識,就把他叫過來演了這么個角色。

  《新民周刊》:嘉賓中有韓東,他是你的電影《在清朝》的編劇。《在清朝》是武俠片,會不會拍成商業性的武俠片?

  賈樟柯:可能會獲得商業成功,但是我不認為它會成為一部商業片,因為它的出發點不是為了商業。

  《新民周刊》:你的百度百科詞條,最后一個身份是商人,你怎么看自己的商人身份?

  賈樟柯:其實大多數人都是商人,現代社會就是商業連接的,我們社會的組織方法就是商業在組織的。你要做事,就要在這個組織系統里去做。你拍一部電影必然要和各種各樣的公司打交道,和投資機構打交道,你要出版一本書,就得和出版機構打交道。媒體也是一種商業,即使最堅持正義的媒體也是一種商業形態。商人身份沒什么,它證明我在當代社會的網絡中活動,證明我不是一個隱居者。

  《新民周刊》:你覺得自己有商業頭腦嗎?

  賈樟柯:我不覺得自己有商業頭腦。我只是一直在做我喜歡做的事。

  《新民周刊》:2016年,你入股李徑宇創辦的北京以上文化傳媒有限公司,并以法定代表人身份一口氣在汾陽老家注冊三個公司,其中一家是山河故人餐飲有限公司,怎么還做起餐飲了?

  賈樟柯:因為我愛吃(笑)。我會做一些菜,但是我很少做。

  《新民周刊》:還有一家是種子影院。在村莊里開一家影院是怎么考慮的?

  賈樟柯:我就是想給老家的年輕人一個看電影玩的地方。這里還有書店,可以買書,這是一個可以讓年輕人聚合的文化空間,所以我并不是對開電影院有興趣,我是做一個電影院,讓老家的年輕人有地方去接觸電影和文學,接觸新的思想和觀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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